杨宏寅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群众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便是清官文化的回归。清官小说热，清官影视热，一时间，包青天，海青天，于青天，青天满天飞，清官文化再次被推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点。而对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当下广大普通民众中存在的朴素而又强烈的清官情节，正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形成相互呼应的态势。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全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传统清官文化的借鉴研究有着呼应时代需求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

一、渊源探析

（一）历史进程的长期孕育。清官文化是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广大民众处于完全无权的阶级地位，掌握他们命运的“父母官”又多是贪官污吏，往往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饿死不为盗，冤死莫告状”，“能了就了，以忍为高”，便是中国古代社会体制下，老百姓从血泪中得出的教训。又如“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千里为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流行的民谣更是反映了古代黎民百姓对官场腐败、墨吏贪财、钱大于法的黑暗政治的揭露和讥讽。在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中，往往只能由那些敢于主持正义、为民请愿、为民说话的个别清官站出来惩治贪官恶吏，消解民怨，缓解社会矛盾。久而久之，清官就成了那些长期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申诉权和自身利益维护权的普通老百姓祈盼的救星、崇拜的偶像和想象性的意识存在，并通过文化传承乃至思想传承逐渐积淀、逐渐演化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一粒文化种子，这粒种子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不断繁衍生息，扎根成长，逐步孕育出了清官文化这棵大树。这棵大树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土壤，民众以口头传说、民间故事和小说戏剧等形式赋予了清官们许多传奇经历和神性色彩，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清官的赞颂和对清明吏治的期待，历朝历代的社情民意都在广泛传播着它散发的清香，引导和抚慰着当时的社会心理。

（二）历朝清官的薪火传承。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吏治混乱、官场腐败是普遍现象，但也出过不少清官廉吏。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为官清正、廉洁自律的美德，却是一脉相传。如：春秋战国时代的西门豹、汉代的赵广汉、黄霸、唐代的狄仁杰、徐有功、宋代的陈希亮、包拯、明代的况钟、海瑞、清代的汤斌、于成龙等都是历史上不同朝代著名的清官。虽然由于封建社会人治制度的根本性缺陷，致使他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们匡正时弊，澄清冤案，拯救黎民百姓，缓解了社会矛盾，传承了清官文化，在贪官恶吏瞒上欺下、横行肆虐的时代，哪怕他们只是晨星寥落，但也是老百姓心中的一盏明灯和心向往之的救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吏治的普遍腐败和清官的寥若晨星，二者形成的强烈对比和不对称性，更加放大了清官在社会和民众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有力地刺激了清官文化在古代社会中不断发育和成长。

（三）广大民众的创作传播。有压迫，就有反抗。正是出于对贪官的痛恨，人们便热切地盼望清官、向往清官。现实中碰不到，就在文字里和舞台上塑造，或借包拯、海瑞这些真人的躯壳，注进新的生命，或凭空杜撰假人假事，寄托理想和希望。把现实中的无奈转化为小说、评书、戏剧等文化形式里的艺术发泄，无疑也是一种曲线反抗。这就使揭露、讽刺、斥骂贪官，赞美、歌颂、神化清官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小说、评书、戏剧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大批的清官小说、评书、戏剧等就这样被一代又一代的广大民众创造出来了。其中，对包拯的崇拜就最具有标本意义。包拯之所以被中国黎民百姓称为“包青天”，且代代相传，奉为清官楷模，一方面就是因为在君主专制、恶吏横行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始终心存对那些为民伸冤、仗义执言的清官的祈盼，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劳苦大众对清官道德人格的礼赞和由衷敬仰。因此，包拯这个形象的文学化，可能一分归功于包拯自己，九分归功于劳苦大众。

基于以上三点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清官文化的形成，主要源自古代中国社会的政体性质、法制环境、等级制度和社情民意的综合作用。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对“清官”的肯定和认同渗透到几乎全社会成员的心理深处，并作为一种牢固的情结产生了强大的文化惯性和文化影响力，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最终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阵营中一面特色鲜明的旗帜。

二、内涵探析

（一）民本思想。清官文化宣扬以民为本、爱民如子的观念，具有一定成分的民本思想内涵，其主导思想就是“民为国本”的思想。《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清官文化就继承了这一传统思想。古代清官们主张“安民”、“爱民”，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生产力，稳定社会经济，减轻当时人民负担的作用。但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他们“安民”、“爱民”的根本还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还是为了维系和巩固自己所服务的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根本利益的。对此，我们既要看到清官文化民本思想的积极性，也要认识其实质性。例如，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又说:“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 ”就清晰体现了他爱民和安邦两个方面的思想维度。

（二）法制思想。清官文化中还具有一定成分的法制思想内涵，虽然这里说的法制是封建统治阶级性质的法制，但总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予肯定。中国古代清官的一个集体特征就是执法严肃、刚正不阿，认识到严格执法对于维护国家法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中国古代清官们的法制思想还只能称为“制”，而不能称为“法治”。不妨以包拯和海瑞的法制观来说明。包拯认为，“赏者必当其功，罚者必当其罪”。他在家乡做知州时，他的舅舅犯法，他毫不留情，依法笞之。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一皆绝之，完全堵塞了亲故请托之路。他坚决抵制上级对司法的干扰，要求“止绝内降”。“内降”是指从宫廷内部不依正当途径传出的指示命令，有的还假借皇帝的名义，实际是后妃贵戚利用特权对正常司法形成的严重干扰。对此，他说“妨公害政，莫甚于此”。又如海瑞，海瑞认为执法同立法一样重要，必须立法和执法并重。他说:“天下之事，图之固贵于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人。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得；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得，而天下之治成。”

（三）廉政思想。清官文化中显然具有一定成分的廉政思想内涵，它很注重对国家清廉治吏行为和官员廉洁自守品格的褒奖和宣传。包拯有诗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他曾在端州做知州，那里产名贵的端砚，他“岁满不持一砚归”被传为千古佳话。海瑞做淳州知县，“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时”，可谓两袖清风。历史的记载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他们品格廉洁却是毋庸置疑的。为澄清吏治，古代清官们基本上都主张革除封建官场中的各种陋习积弊。包拯就对官场中的往来馈送之风深恶痛绝，他主张止绝“互以公用酒食匹绵之类往来相馈遗者”、“如敢故犯，乞坐违制之罪”。海瑞任应天巡抚期间，发布《督抚条约》和《应抚册式》，要求下级不得为奉迎过境的高官显贵敛财扰民。清官们都主张严厉惩治贪贿行为。包拯认为，对于贪官的惩处在执法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不应适用“减罪”的规定。海瑞则更为激烈地主张采用明初时期对贪官剥皮囊草之刑惩治贪官。他认为，对贪官的优容就是对无辜百姓的残忍。古代清官们的这些廉政主张，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防治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但对整顿吏治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四）忠君思想。勿需否认，清官文化中具有一定成分的忠君思想。尤其是那些作为历代封建朝廷所认可的清官文学、戏曲作品，往往都特别强调忠臣廉吏们的忠君尽职和清廉克己，以及他们对封建礼制道统的遵循和维护。事实上，古代历朝历代的清官廉吏们也大多以忠君辅政为己任，以惩贪除恶、为民伸冤以及清廉自守为表征。封建社会清官廉臣所作所为的基本出发点还是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以巩固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忠君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这一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先进性也是受到忠君思想制约的。

（五）个人崇拜。清官文化中具有一定成分的个人崇拜思想，这一思想内涵使清官文化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在清官文化中，清官们基本上都被神化了，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对之顶礼膜拜的心理暗示，这就影响到老百姓解决纠纷和诉求表达的思维方式、依赖主体和渠道选择。如果老百姓每当有了冤案，总是希望能够碰到一位“青天大老爷”来给他们做主，把希望依赖于“清官”的出现，而不依赖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就必然导致民众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萎缩，模糊民众对制度的注意力，使民众更加远离国家的政治生活。而民众一旦将关注的焦点从制度转移到个人时，法律的权威和刚性也就消失了。这一消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当代借鉴

（一）当代中国需要清官文化。当代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其意志是与人民群众的意志一致的，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下，清官不可能维护什么特殊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只能是维护党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因此，对于清官的否定性评价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已经不具有成立的制度基础。国家需要公正廉洁的公务人员来执政、执法、司法，确保公务行为的公正性和廉洁性，社会也需要大力弘扬清官文化，以营造健康的、正向的，同时也是主流的公职文化和官员文化。

（二）当代中国必将产生大量清官。当代中国全面实行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法治正是促进公正廉洁的最有效保障，也是吏治清明的沃土。可以预测，也可以断言，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公职人员的廉洁系数必将不断攀升，公正廉洁履职必将成为我国公职人员自觉而坚定的职业信条。基于此，可以预见，清官文化在当代中国必将走向新的繁盛，成为社会全面认可和共同推进的主流文化之一。在这个大氛围下，当代中国及今后必将涌现大量清官，成为官员的主流样式。

（三）吸收构建当代清官文化。中国古代清官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搞全盘接收，而要采用“扬弃”的哲学观点，克服其消极因素，采纳其积极因素，批判地吸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清官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萌发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文化、公职人员文化、官员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构建起具有新的文化高度和新的文化内涵的当代中国清官文化体系，使这一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整合、滋养和培育，长出更葱郁的枝叶，开出更鲜艳的花朵，以一个全新的姿态传承历史、服务当代、走向未来。